沉痛悼念中国科技界领袖周光召先生丨周光召先生与中国核武器科技事业

本文记录了周光召先生从事中国核武器物理研究与理论设计方面的工作。周光召先生是卓越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的原理突破及武器化立下了不朽功勋。他致力于为核武器事业谋篇布局、夯实核武器的基础研究根基，推动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光召先生曾写过一份亲笔信，也是一份迟到的告别信。他心中涌动着强烈的喷薄欲出的不舍，笔蘸深情，感怀与战友朝夕相处共同奋斗的近20年的难忘岁月。这份信写于1984年秋，激荡的感情的却是在1978年春就永远地凝结成晶了。（信件内容请见文末）

1978年春的某一个清晨，一个突发的消息倏忽间传遍九所：周光召要被调走了！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老周不能走啊！”却发现老周已经倏然离去。

他离开时毫不拖泥带水，令人想起当初他义无反顾的到来。“他对九所贡献很大，他是有将帅之风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周毓麟曾这样评价他。两位同姓，又同是九所领导者，彼此互称老周，有时出于亲切，他也被称名字“光召”。“光召离开九所，太可惜了！”周毓麟先生生前不止一次这么叹息。

这也是九所人共同的遗憾。

九所，就是中国从事核武器物理研究和理论设计的单位。1961年5月，当从苏联回国的周光召进来时，这个所还只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下面的一个研究室，即一室，室主任是邓稼先，周光召被任命为第一副主任。1964年，二机部九所改称九院，设五大部，周光召任九院理论部常务副主任。70年代初期，九院将部改所，理论部继承了九所这一光荣名号。1973年，邓稼先调任九院副院长，周光召接任全面负责研究工作，成为九所业务所长。1978年春，周光召先生被调离任二机部总工程师，1979年又离开二机部到中国科学院任职。

从1961年到1979年，从32岁到50岁，周光召先生将自己最富于研究激情和创造力的岁月奉献给了中国核武器事业。他奋战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第一线，为我国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的研制成功和核武器的设计、定型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倡导民主学风，锐意开拓进取，致力于为核武器事业谋篇布局、夯实根基，在推动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一 爱国奉献，慷慨请命

我国的核武器事业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从无到有，备尝艰辛。一批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心甘情愿地告别了自己熟悉的专业，隐姓埋名去写两弹突破的大文章。周先生就是其中代表。

1957年，周光召被国家选派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他很快就在高能物理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相对论性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是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主要奠基人。“周光召的工作震动了杜布纳！”一颗前途无量的科学之星，在国际学术界冉冉升起。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回对华技术援助，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事业被迫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1960年9月，钱三强先生受中央委托，专程看望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中国专家，就苏联撕毁国防技术援助约定、撤回专家的情况作了通报。周光召、吕敏、何祚庥等青年学者，义愤填膺，坚决要求立即回国。周光召牵头起草了一份致二机部负责人的信，诚恳地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1961年2月，周先生回国，5月，进入二机部九所一室，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协助室主任邓稼先抓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和组织工作。

曾经有人问周光召先生：“你本来是研究粒子物理的，在国际上有相当的地位，为什么要改行呢？”周先生非常坦诚地回答：“如果国家需要，这是光荣的事情，我愿意放下自己的专业去从事国家需要的研究工作……光自己有名，国家不行，到头来还是没有用处。” 这就是一代科学大家慷慨报国，勇于担当的风骨。他清楚地意识到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他慷慨地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奉献给了国家。

研制核武器是千军万马的大科学工程，首先要研究清楚核武器的材料、结构和作用原理，这涉及复杂的物理学、高温辐射流体力学、计算数学等多种学科的交融，物理原理研究和理论设计通常被称为核武器研制的第一道工序，然后才是工程设计、材料（部件）生产和加工、实验室“冷”实验、最后组装和进行热试验。

而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刚起步时，大家除了知道原子弹这个名词之外，对其的物理过程和作用原理一无所知，更无资料可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光召先生以他深厚的理论物理知识，全身心投入到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中去。他和邓稼先等专家带领年轻同事深入爆炸理论、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中子物理等领域，取得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突破了氢弹，又很快实现了武器定型。这一系列自主创新的科研工作，不但发展了相关学科，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骨干。

周光召先生还以卓越的领导才能，高瞻远瞩，深思熟虑，谋篇布局。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他团结带领全所科研人员开展广泛的调研学习，制定了核武器理论研制工作的重要战略规划，为中子弹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等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跨越打下坚实基础。

深厚的理论素养，开阔的胸怀和视野，为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使他无愧为中国特色核武器发展道路的开辟者和探索者之一。

二 两弹突破，功勋卓著

1961年5月，周光召先生只身一人，悄然住进二机部九所的单身宿舍。甫入一室，周光召就受到科研人员的欢迎。他的研究生导师彭桓武先生当时是九所副所长，分管一室，彭先生了解自己的弟子，他对周光召的到来尤为高兴。

周光召很快就了解到，第一颗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

以前苏联技术顾问曾经给二机部领导介绍过一个原子弹模型，口述过几个极其简要的数据。作为研究肇始仅有的参考，这些信息只是给出了边界条件，而原子弹设计所需要的方程、参数、计算方法全都没有，一室主任邓稼先带领一批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从头摸起、白手起家。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开始研究设计工作时，如何证明和判断我们自己的研究方法是正确的呢？上级领导要求，先把苏联专家提供的这个模型算一算，算对了就说明我们的道路走对了。

1960年4月，科研人员用特征线方法开始第一次计算。计算了一个月后出了结果，其中一个数据和苏联专家提供的对不上，差别还很大。经分析认为，是计算的网格取大了，就改进了一些条件，重新计算了第二次、第三次，但是这个数据始终对不上。这期间，从全国各地不断抽调来科技骨干，大家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查找原因，又计算了四次、五次，最终全过程的计算整整进行了九次，问题始终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几次计算倒是都相符合。清晰的物理图像，多次重复的数据，都在说明我们的计算不容置疑，但是却缺乏理论上的论证来否定原数据的正确性，这种情况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彭桓武先生对科研人员提出要求：一定要找出差别产生的原因，不能我们自己对上了就放行。

就在这一焦灼时刻，周光召先生来了。他拿到全部计算过程和结果，自己使用手摇计算器，仔细地分析了九次计算的全过程，感到计算没有问题。最后，他巧妙地以“最大功”原理论证了苏联专家数据的不可能，终结了前前后后九个多月的争论，也从侧面支持了我们自己的计算结果，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拦路虎才算是被放倒了，总体计算得以继续下去。这就是有名的“九次计算”。

周先生为原子弹研制立下首功，也对推动核武器研制中的自主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启迪科研人员不能简单地把原子弹视作工程技术问题，而要当成科学问题来展开研究，这也是彭桓武先生和周先生对科研人员提出的要求，彭先生和周先生多次对核武器科技人员强调，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从此，由工程应用牵引，相关问题的基础研究先行，深刻领悟武器物理规律，成为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根本追求。

九次计算是我国科学研究自主创新的光辉篇章，为核武器设计培养、锻炼了人才。通过九次计算体现出来的“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 、求实创新 、永攀高峰”的“两弹”精神，对我国高科技事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强大推动。

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是由邓稼先和周先生共同执笔完成的。该方案详尽论述了原子弹起爆的各个阶段，长达一百多页，上报中央专委，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一声巨响，宣告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震撼了全世界。

在第一颗原子弹起爆的零时到来之前，还曾有过一段插曲。周恩来总理来电，询问原子弹过早点火的概率问题。原子弹达到高超临界状态时，由于突发涨落中子会引起在预定点火时刻以前点火，不仅影响爆炸当量，甚至会导致失败。该问题起因复杂，周光召曾指导科研人员开展过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透彻地理解和分析了相关物理问题。周总理指示：要确保首爆万无一失，周光召带领一批人马，又展开紧张而从容的验算，确认我们的设计将过早点火的概率缩小到很小的范围、不会产生影响后，他胸有成竹地向周总理做了汇报。

之后，周先生继续指导帮助科研人员深入研究过早点火概率问题，逐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掌握了精确算出概率的更为成熟的方法，在以后的多次试验中都得到应用。

突破原子弹后，周光召先生又深入到氢弹原理的探索中去。

如果说原子弹的突破，早期还曾得到过苏联人的一丁点儿“帮助”，那么氢弹的突破，完完全全是依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勤奋。

氢弹作用原理是极其保密的，当时没有任何资料可查，唯一的信息是西方每次做了核试验都会有新闻见报。周先生就组织了一个调研组，调研《华盛顿日报》、《纽约时报》等英文报纸。调研人员开具了介绍信，跑到国家图书馆、外交部、新华社等单位拉回大堆大堆的报纸，逐期查看。经历了大半年，查阅了大量报纸，有用的信息却一条也没找到。现实告诉中国的科研人员，研制氢弹只能靠自己了。

早在1963年下半年，周先生就提前布置了对氢弹原理的先行探索。当时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他紧锣密鼓地组建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组员有苏肇冰、水鸿寿、王子修和张信威。小组的工作很有特色，他们获得的物理成果和发展的计算方法为之后的氢弹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物理基础和计算工具。他们建立了带热核反应的总体计算方程组，周先生从统计物理的假定出发，推导了辐射流体力学方程组，对每一步近似的合理性都重新作了推敲；他们还开展了某武器结构研究，发展了单流管和多流管程序，多流管程序后来发展成为二维多流管程序，在氢弹设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氢弹设计关键是如何实现热核点火和自持燃烧，周先生曾提出了两种设想解决自持燃烧问题，但经计算后被否定。在研究某结构的设计途径时，他曾发现与传统激波不同的等温激波现象，详细算出了间断面两侧的跳跃条件，还专门写了有关等温激波的讲义给大家讲课。但因他们的注意力在如何产生自持热核爆轰波上，惜与氢弹原理的关键突破擦肩而过。在大型科学研究项目起步阶段，多路探索是必要的安排，不是所有的道路都能通往成功，宣告此路不通也自有其重要贡献。

在氢弹攻关的艰苦岁月里，研究人员夜以继日、群策群力、充分民主、集思广益。那时，生活困苦，待遇不高，但大家争分夺秒地工作，加班加点已成常态，以至于每天晚上支部书记都要到办公室劝说科研人员早点回家休息。彭桓武、王淦昌、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经常开设讲座，还定期在会议室召开学术鸣放会，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任何人都可以到小黑板前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意见，一个又一个很有价值的设想不断将工作推向深入。

1965年夏，周先生在所里举办了一系列报告会，阐述对氢弹结构和爆炸原理的思考和认识，吸引了许多其他科室的人员来旁听和讨论。后来突破的氢弹设计原理证实了周先生关于氢弹构型非球形的猜测。

1965年下半年，当于敏率领的小分队在上海“百日会战”中终于牵住氢弹的牛鼻子后，周先生毫不犹豫地放下自己手头的研究，立即转换研究方向，与邓稼先一起集中组织力量，反复讨论验算，使氢弹方案更加趋于完善。他完全以事业为重，绝没有因为不是自己提出的方案而有丝毫的犹豫迟疑，科学求实、团结协作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氢弹原理突破之后，武器化成为重要而紧急的任务。1973年4月，邓稼先调任九院领导，装备部队的任务落在周光召和于敏两位技术领导身上，周光召接替邓稼先成为九所（原二机部九所一室、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科研工作的负责人，他团结带领全所科研人员，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装备部队的第一代核武器理论设计任务。

1982年，《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做出重要贡献的周光召先生名列获奖者行列。

1999年9月18日，他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从我国核武器研制历程不难看出，核武器虽然是应用性很强的研究工作，但要实现自主突破、解决其中一系列物理和技术问题，有赖于各相关基础学科的过硬功夫。周光召先生在数理方面的深厚功底和非凡智慧，为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及其武器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此后几代科研骨干成长做出了表率。

当初开始设计原子弹时，无论是年轻科研人员，还是像邓稼先和周光召这样的领导者，高能炸药中的爆轰理论和介质中的冲击波理论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周先生深刻认识到在应用研究中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带头开展相关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科研人员共同探询未知的新领域。当时每周都要组织1-2次集中学习。令人十分钦佩的是，同样地开展学习，周先生很快就能站到理论前沿。他指导年轻人结合设计、分解问题，巧妙简化、广泛调研。在他和其他业务领导的指导下，科研人员边学边摸索总结，逐步深入到爆炸理论、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中子物理、原子物理等领域的研究中去，获得了许多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理论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成功，也为以后的战略核武器设计、定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大大丰富了相应学科的内涵。

氢弹理论攻关在最艰难的时候，科研工作领导者以多路探索、百家争鸣来激发大家的智慧。当时，周光召先生等业务领导非常重视科研人员素质的培训和提高。他们每周在所内开设讲座，学习气氛空前热烈。周先生就曾做过高温高压下等离子体物理的讲座，这是科研人员第一次接触等离子体物理方面的知识。周先生授课，如同他做科研一样严谨细致，他在撰写讲稿时反复推敲，在授课过程中还不断删改添加，最后才形成讲义。当时条件艰苦，讲义整理好后科研人员自己刻蜡版油印，发下去作为参考资料。至今九所所史馆还保存着当年的油印书，这是一份意味深长的纪念：贫寒的物质条件，反衬出饱满的意志、高昂的精神状态。

周先生也是在所内提出热核爆轰概念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多讲的是炸药爆轰，周先生为科研人员打开了眼界，带领科研人员共同探询未知的新领域。

周先生是一位高明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造诣很高。彭桓武先生曾称赞过：在核武器研究所，周光召和于敏做的是足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周先生以一位科研工作者的严谨态度，狠抓基础研究，促进和发展了相关学科建设。

1963年，在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的紧张工作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在计算状态方程时托马斯–费米量子修正的重要作用。这项研究难度很大，当时仅有苏联科学界发表了零星的论文，周先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用密度泛函和量子场论的方法，推导出闭路格林函数，相比国外较为复杂的研究方法，他的方法简洁高明。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有广泛的应用。后来，邓稼先从中子物理的角度，也推算和确认了相同的结果，这项成果一直在核武器理论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周先生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与苏肇冰、郝柏林、于禄等先生合作，将这项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2000年，该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周光召先生注重培养和锻炼技术骨干，在武器攻关过程中，他始终注重观察、培养和锻炼技术骨干。他总是向大家提要求，要求科研人员创造性地解决武器发展过程中的卡脖子难点问题。他还善于分解任务，将复杂的工程问题分解提炼成一个个基础问题，合理安排科研人员进行攻关。许多同志回忆：周先生安排的课题比较难，但指导得很细，不但交代研究方法，还提出可供参考的文献。做完后，他还要求研究人员做报告，无论多忙，他都要安排时间听报告、参加讨论。日常他也经常到课题组里来了解研究进程。谁有什么疑问，他都欢迎一起来探讨。在他的帮助与鼓励下，年轻科研人员学习热情高，成长快。张信威院士回忆：周先生做报告，在黑板前推公式，大家坐在下面思路紧张得几乎跟不上，“我们在他身边耳濡目染，不但做好课题，还学习他做学问的思想和方法，对自身成长很有帮助！”

贺贤土院士当年有幸多次接受过周先生谆谆教导。他回忆，周先生强调：“为了更好地完成装备部队的任务，要使核武器物理设计达到更高水平，就必须掌握核武器更深层次的物理规律。”周先生还对贺贤土说：“加强与核武器物理有关的基础研究、提高研究者的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这些基础研究一时看不出与核武器的关系，但对于开拓研究者思路、培养研究能力也十分有意义。”在他的鼓励下，贺贤土在完成国家任务之余，积极开展高能量密度物理研究，做出了国际一流的研究工作。以贺贤土为代表的一大批九所科研骨干，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做了很多工作，回过头来看，他们实则是为十年后突破包括中子弹在内的新一代武器做好了重要的知识储备。

杜祥琬院士对周先生的教导也有印象深刻的领悟。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次会议休息间隙，周先生对他说：“做国防研究不要放弃基础研究，这样才适应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杜祥琬感慨，事实上周先生就是言行一致的榜样。

周光召先生曾总结过我国核武器原理为什么突破这么快，他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年国家抽调了一大批在基础研究上已经做出了高水平成果的科学家。虽然大家都没搞过核武器，但他们领导一批年轻人，从基础研究开始逐步探索，最终搞清楚了复杂相互作用的物理过程，才能很快实现核武器的原理突破。

四 联系实际，躬行指导

周先生总是强调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真正实现理论对实验和试验的牵引。他曾剖析说：“任何一门大的学科都有理论和实验部分，这两部分都是非常之重要，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就会是盲目的，反过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不是很好地和实验结合，理论就会变成空洞的理论，也不会起什么作用，所以，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非常之关键的。”

两弹突破时期，理论部经常调整组织机构，常因工作需要临时抽调骨干组成新组迎接新任务。当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即将完成之际，邓稼先、周光召立即抽调各室的一些技术骨干，组建“理论联系实际专门小组”，他们深知原子弹是一项浩大工程，每走关键一步都需要理论与实验的密切结合，理论方案有了，那么下一步的重点是实验和生产，理论工作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认识。

1963年初，周光召先生亲自安排一批青年科研骨干去青海221基地。胡思得那时被任命为理论联系实际专门小组组长，他清晰地记得，出发之前，周先生特意找到他，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不仅要重视理论，而且一定要重视实验，要抓住理论与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地方，发现理论或实验的不足，寻求新的突破。”这是在科研方法上“授人以渔”的指导，胡思得牢牢记得他的话，不断加深理解。在工作中遇到一时的挫折，不沮丧也不放弃，深入到问题中去，既思考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毛病与不足，也推敲实验数据的真伪与精度，努力探求问题原因，不仅要求这些原因分析能解释当前的问题，而且还要与之前的结果不相矛盾。胡思得就是这样在科学征途上执着前进，逐步成长为工程物理方面的杰出专家。胡思得院士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最后十次核试验，当他和科研人员逐渐探明和理解一个又一个复杂现象、逐渐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取得一次又一次试验的圆满成功，最终实现国家威慑能力的跨越式进步，他总是会想起周光召先生对他的指引，他对周先生充满感激。

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究所开始探索中子弹时，周先生还曾带着贺贤土等人去河北兴隆的国家天文台调研，当时曾考虑中子弹研究要用到液氘，周先生带科研人员去了解天文台的冷却储存设备。

这是一段九所人十分难忘的经历。曹家沟不但不具备工作条件，也不具备生活条件，甚至连职工宿舍都没有，只能将两栋办公楼的一栋拿出来用作宿舍。家庭都给打乱了，男女分开住宿，婴幼儿跟着妈妈住女职工宿舍。梓潼清苦，职工没有条件开火做饭，食堂的供应也极其简薄，稍微好一点的饮食还要照顾老弱病幼，有老同事至今都记得周光召在梓潼县城排队买烧饼充饥。而科研人员返回北京后又发现，仅仅一个月之差，北京也不再有自己的家了：单位建制没了，原有办公室、图书馆和职工宿舍都被挤占；因为职工和家属的北京户口没有了，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乃至子女上学入托均无法保障。周光召等所领导只好多方协调，带领科研人员克服种种困难，尽快恢复正常工作。

这一时期也是九所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日常科研工作要不断承受政治运动的冲击；著名的理论部八大主任中有四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因为户口问题等种种问题，大批科研骨干调离。数学家周毓麟就曾痛心地说：调离的人员之多，完全可以重建一个研究所了！

周先生在这一特殊困难时期以自己的威望成为九所人的核心。他团结领导全所职工，坚定信心搞科研，执着争取上级理解和支持，最终圆满完成多项型号研制任务，不但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还为后续工作进步奠定了很好的根基。

当九所人以国家任务为重，在窘境里坚持工作，二机部领导却一再指示要彻底搬迁，要求所里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搬家中来，甚至在1975年元旦后举办了一个学习班，学习班一直办到5月，主题只有一个：推动九所搬迁搬家。在这个学习班上，二机部领导要求九所领导明确表态马上搬回三线。政治压力集中到周光召身上，他顶住压力，据理力争，表示：九所的工作重点应该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九所第二阶段发展规划就是在这样一个被动的局面中问世的。周先生领导制定的这个规划，远见卓识，体现了他身为科学巨匠的阔大胸襟和气度。这份规划至今尚未解密，但是世人看到，按照既定规划，中国的科研人员在随后的二十年间完成了我国核武器的大跨度进步，在禁核试前将核武器研制设计水平提升到国际前列。

周先生在领导制定九所第二阶段发展规划中，体现出来的前瞻性的视野，对九所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进一步确立了理论研究工作在核武器研制工作中的龙头地位——按照“理论先行探索，理论精心设计，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原则，科研人员慎重选择实现目标技术途径，保证了技术途径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发展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重大调研中，周先生的夫人郑爱琴女士发挥了重要作用。郑爱琴女士原先是学化工的，调到九所后，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她运用自己出色的外语能力，在调研、分析情报的过程中果断找准了几个关键因素，为获取准确信息立下汗马功劳。

还有一件可堪赞颂的事情：在1969年准备向四川搬迁转移之前，周光召组织科研人员突击整理编写科研总结交给国家档案馆保存，以防止战争突然爆发造成技术资料的损失。这也充分反映了周光召先生的风范与气度：面对危难紧急、人心动荡不定，依然能勇敢果决、指挥若定，为国家利益深谋远虑——战略科学家，当如是也。

六 科学严谨，无私育人